阴阳学说的形成

阴阳之理，源自先民在生产与生活中“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”的智慧思维（《易传·系辞下》）。随着人类文明从混沌走向有序，太阳这一对生产生活影响深远且规律明显的天体，自然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。阴阳之始，即与太阳相关的自然现象，早在殷商甲骨文中，便有“阳日”、“晦月”等蕴含阴阳之意的文字记载。

西周时代，推广了关于地势向阳与背阴的概念。正如《诗经·大雅》所述：“既景乃冈，相其阴阳，观其流泉。”其中“阴阳”一词，即指日光之向背。《说文解字》总结该时期阴阳的原始意义：“阴，暗也。水之南、山之北也。从阜，阴声。”“阳，高明也。从阜，昜声。”同时，我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在于人生观而非宇宙观。与古希腊哲学家关注自然、印度哲学家追求超越不同，我国哲学家关注的是人类自身。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第一版序言中指出，人类作为“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”，其“生产”包括两方面：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，如食物、衣物、住所及所需工具；二是人类自身的生产。

在原始时期，人类对自身繁衍极为重视，从而孕育了生殖崇拜。阴阳哲学的诞生，既源于古人观察自然界的“远取诸物”，亦源于“近取诸身”的生殖现象。相较于日、月等自然现象，男女间的性关系更易为初民感知。正如李约瑟在《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》中所述：“我国古代科学或原始科学思想认为，宇宙间存在两种基本原理或力，即阴与阳，这一观念源于人类性交经验中的正负投影。”此观念的普及，推动了阴阳概念的形成与应用，使其成为哲学中的元阴、元阳。西周时期的《易经》虽未明言阴阳，却蕴含丰富的卦符，以阴爻“--”和阳爻“—”表示，并演绎为爻辞。哲学家们运用阴阳符号阐释物质世界和社会现象。至西周末年，贤哲们开始用阴阳分析复杂事物变化，如《国语·周语》载周幽王二年地震，太史伯阳父以阴阳失序解释“川源必塞”，预示西周将亡。可见，西周晚期，阴阳二气的运动已被用来解释节气、地震等自然现象，阴阳已从具体物象升华为天地之气，人们对阴阳运动规律有了初步认识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我国学术蓬勃发展，百家争鸣，其中阴阳学说应运而生。老子首提“道”之概念，构建起其宇宙观与本体论哲学，极大地推动了阴阳学说的发展。《老子》四十二章言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”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亦阐释：“道始于一，一而不生，故分为阴阳，阴阳合而万物生。”意即“一”为混沌之气，气分阴阳，阴阳交感，化育万物。老子认为，宇宙万物皆蕴含阴阳对立之气，阴阳相互作用，和谐共处为最佳境界。

战国时代，阴阳学说不仅揭示了宇宙生成的哲学思想，更广泛地应用于宇宙结构、运行规律之中。《管子·四时》中言：“阴阳，天地之根本；四时，阴阳之纲纪。”而《管子·乘马》则阐述：“春夏秋冬，阴阳更迭；时之长短，阴阳之用；日夜交替，阴阳之变。”阴阳的周期性变化被视为宇宙有序运动的核心原理与法则，其运动规律客观存在，万物生长收藏皆受其支配——“春阳始升，万物萌生；夏阳盛升，万物生长；秋阴始降，万物收敛；冬阴盛降，万物藏匿”（《管子·形势解》）。《易传》在综合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，运用阴阳范畴阐释卦象、爻象及天地万物的变化，提出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的命题。这表明先贤已将阴阳的存在及其变化视为宇宙的基本规律，不仅认识到事物内部阴阳两方面的变化是事物发展的根本，还认识到阴阳的对立统一、相互转化，并以此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及事物间的联系。此时，阴阳学说已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体系初步形成。

自战国至秦汉，阴阳之理渐入医门，与中医诸多学术相融合，铸就独特体系，中医阴阳学说应运而生，既承哲学之识，又独树一帜，《黄帝内经》的问世，堪称其里程碑。

总结而言，经对阴阳学说之起源探究，古代阴阳观念显现为实体、形态与属性的和谐统一，亦涵盖自然现象、行为哲理与宇宙模式的综合。阴阳范畴不仅指代客体存在的本质或要素，还涵盖具备冲突、融合与变化功能的实体，以运动变化为存在方式，构成动态结构；同时，亦涵盖所有客体事物的属性，属性作为事物性质的客观体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