苗医发展简史

苗族医药历史悠久，民间流传“千年苗医，万年苗药”的谚语。早在西汉时期，刘向在《说苑．辨物》中记载：“古有医者名苗父，医术独特，以草为席，以草为狗，北面祈祷，仅十言而愈病。”关于“苗父”的身份，学者们认为其为黎、苗族巫师，以祈祷禁咒为主，亦逐渐采用酒、草等药物治病。

苗族缺乏本民族文字与史实记载，其医药起源难以追溯。然而，从众多文献、传说与古歌中，仍能窥见其起源之早、历史之悠久。其特点包括：一、源于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；二、源于对药物资源的早期认知。苗族人民居住在药物资源丰富的地区，较早掌握植物知识与药用价值。至今，苗族地区几乎人人皆能识别多种药物治疗方法。许多地方，家家户户庭院皆种植常用药物，形成草药应用极为普遍的景象，被誉为“百草皆药，人人会医”。史载楚国巫师常用苗药，楚辞中多次提及“苗药”如“菖蒲”与“泽兰”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“泽兰”作为殉葬品，亦证明了苗药的历史悠久与广泛应用。

苗族缺乏本民族医籍的文字记载，这使得对其社会历史发展各时期的界定尤为困难，进而导致苗族医药发展缺乏明确的分期。然而，在苗医发展历程中，确实经历了一段较长的“巫医合一”阶段。正如《说苑辨物》所述的“苗父”，以及《宋史．蛮夷列传》中记载的“西南诸夷，汉地，……，疾病无医药，但击铜鼓、铜沙锣以祀神”，苗族人民自古便喜爱使用铜鼓，以此祭祀鬼神以求得疗愈，这反映出其医药文化较早时期的风貌。

在春秋时期，我国汉族地区巫医已分道扬镳，而经济文化相对滞后的苗族却保留了“巫医一体”的传统。道光年间《凤凰厅志·风俗篇》记载，苗族民间疾病治疗，除延医服药外，更重视祈祷。父母病重，便请长者带领十八人，以牲畜祭祀神灵，称为“打十保护”。儿童患病，则请巫师驱邪，称作“杨关”。这种“巫医一体”的做法，用苗族俗语形容，便是“巫医一家，神药两解”，至清代仍广为流传。民国《剑河县志》亦载：“民众信仰鬼神，患病不求医，唯信巫祝，有跳神走阴等习俗。”民国《兴仁县志》亦提及：“黑苗巫师密那，病者求之，杀犬禳解，称为‘打老魔’。”此类记载颇多，除方志外，清·田雯《黔书》亦载：“苗人……病不服药，唯祷于鬼，以巫为鬼师，鬼师乘机愚弄。”清·梁雪绳《黔苗词》亦云：“寨旁岩屋湄边，手携力弩嬉戏，病来不解神农药，杀犬屠牛事鬼师。”由此可见，苗族医药中巫师治病并非个别现象，而是一种历史传承。部分地区至今仍保留此习俗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状况。

苗医外治法中，诸多疗法源自古老的巫术传统。尽管它们已摒弃了巫术的实质与形式，如苗医特有的滚蛋疗法，其起源可追溯至巫师以敲击蛋壳占卜鬼神之际，为增强法术神秘感，将热蛋滚动全身。此法在苗医界流传甚广，操作简便，疗效显著。尤为特别的是，苗医通过观察滚蛋后的颜色变化来诊断和预测疾病，这与巫师占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成为苗医诊疗的一大特色。类似地，化水疗法、踩铧口疗法等亦然。

此外，在临床实践中，部分苗医或患者倾向于神药并用，既施药疗疾，又祈神拜祖。面对诸多疾病成因的未知，以及重症病患的恶化与死亡，人们无奈求助于鬼神，与巫术“携手”，既相互依存，又彼此对立，呈现出“巫医一家亲，神药各司职”的景象。据黔东南十县调查，巫医并用之现象仍局部存在。

“巫医融合”在苗族医学演进中独具特色，源于科学知识的匮乏、社会发展的滞后与极端不平衡。这一现象揭示了苗族医药的形成轨迹，以及其与巫术的未完全分离与复杂性。然而，对“巫医融合”现象需具体分析，不宜一概而论。尽管巫术曾制约医学进步，但并未消解医学的精髓，阻碍其发展。苗族医药之所以能在山区扎根，得益于其数千年的实践积累。因此，不能以此否定苗族医药的存在。如今，随着苗族文化知识的提升，“巫医一家”的局面正逐步瓦解。